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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30日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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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召颖 王辛未

2019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是继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1世纪第三次国际重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全球一亿以上人感染,数百万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影响深远,难以短期弥合。显然,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基辛格认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阎学通则主张2020年不是国际秩序新的分水岭,因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同样,当疫情结束的时候这些浪潮也不会随之结束。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沃尔特(StephenM.Walt),他指出上一次的大流行病——1918~1919年的大流感并没有结束大国竞争,沃尔特强调当前世界政治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受疫情影响,世界可能会变得不太开放、繁荣和自由。那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行国际秩序是否已经发生转型?其转型的路径又是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全球大流行以来深刻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疫苗的研发使得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信心得到提升,但是由于疫苗产量问题,全球范围内接种需要到2022年前后。因此,疫情的影响仍将持续。在此情况下,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转型态势的分析可以主要集中在对其正在变化的形势和状态进行相应的评估上,同时对发展趋势进行感知。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凸显了体系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的深刻转型过程,也通过影响体系内的互动关系和格局,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第一,在疫情影响下,现行权力结构转型中的深层次特性趋于展现,“去中心化”持续推进,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物质性权力加速转型。进入21世纪,自由秩序处于巅峰期的同时,其权力位置开始遭遇挑战。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重组了区域互动,在既有秩序转型的基础上,权力结构更加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通过权力完整支配整个秩序。就主要行为体而言,尽管美国仍然是体系内的超级大国,但疫情再次证明其难以全面掌控整个体系局面。而在既有秩序转型基础上,叠加疫情和“美国优先”的多重影响,欧盟更加强调政策自主。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地区经济一体化。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亚洲的GDP将首次在工业革命以后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在此背景下,更多国家要求参与到全球互动和治理之中,整体上的权力结构更加“扁平”。

其次,除了物质性权力转型以外,软权力转型尽管存在滞后性,但也开始展现深刻变化之势,权力结构的转型呈现出多元性。通过??21??世纪发生的公共安全危机中可以看出,在传统意义上物质性权力(军事、经济能力)之外,包含国际认同、国际地位在内等软实力方面也随着出现转型态势。新兴国家展现出的责任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地位。例如,提供公共产品既是大国责任的担当,也是能力的体现。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更多地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展现了大国担当。在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在美国领导力缺失,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缺位的情况下,中国展现出重要作用,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高度认同。与此同时,价值层面的多元主义也使得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叙事风格”不再是全球规范价值的唯一核心来源。

(待续)